1980年代中国与日本对外投资的比较与启示

一、中国正进入对外投资快速增长阶段

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自贸区战略的推动下，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由资本净进口国向资本净输出国转变。

1、外贸不能继续带动经济高速增长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推进，我国对外贸易在世界上的份额迅速增加。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经济发展更加以出口为导向，贸易顺差逐年增加。它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006年，我国超过日本成为外汇储备第一大国，连续8年居世界第一； 2010年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 2013年，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但当前，我国外贸进入低增长新常态。进出口占GDP比重在2006年达到63%的高位后，呈现持续下降趋势。（见图1）从世界经济未来走势和我国经济发展要求看结构调整后，外贸将难以继续发挥以往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贸易摩擦，给人民币升值带来了很大压力，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的海外投资日益成为中国经济的新亮点。潜力。

图1中国进出口占GDP比重的变化

2、外资实现跨越式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长期经历大规模资本净流入，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然而，自中国政府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突飞猛进。尤其是近两年，中国的资产规模、国内储蓄、结构调整等都发生了显着变化。中国政府加快对外直接投资步伐，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走出国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 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407亿美元，接近日本1989年的水平； 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历史新高，达到10.78.4亿美元，同比增长22.8%（2012年为878亿美元）。目前，中国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外国投资者。截至2014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过6600亿美元，遍布全球，居世界第11位。同时，2014年，中国首次超过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二、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与日本1980年代中后期的比较

日本的经验表明，一个经济强国必须是主要的资本输出国，而该国的经济影响力是通过资本输出到世界，进而深刻影响全球经济规则和贸易格局。中国对外投资现状与1980年代日本对外投资情况类似，但也存在明显差异。

1、经济结构面临转型升级压力

1980 年代中后期，日本受到两次石油危机和新兴产业兴起的影响。国内物流、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经济结构逐步向内需主导转变。传统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 密集型产业失去竞争力，面临转型压力，“先进”产业结构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目标。

我国长期发展依靠速度优先赶超战略，经济发展呈现“高消费、高积累、低技术、低消费”的阶段性特征。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由于追赶效应减弱、低成本优势逐渐消失等因素，我国经济进入全面转型升级新常态。为实现经济结构向产业结构“先进”方向的调整，急需部分低端产能向外转移。

2、外贸摩擦加剧

1980年代，日本在其贸易国家建设战略的指导下，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随着世界经济进入中低增长“新常态”，日美欧贸易不平衡进一步扩大，日本商品出口面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明显增加，尤其适用于钢铁、电子、汽车等产品。贸易摩擦继续升级。为了缓和贸易摩擦，日本扩大了对美国和欧洲的直接投资。

近年来，我国出口产品频频遭遇贸易伙伴反倾销等不公平待遇，涉及的品种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广。加快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到海外投资建厂，有利于避免贸易摩擦，减少贸易争端。

3、出口增长放缓，货币升值加速

1980年代，由于贸易顺差的积累，日元升值的内外压力明显加大。 1985 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继续大幅升值。日元兑美元汇率在三个月内上涨了20%，到1987年底，涨幅高达50%。受日元升值和贸易保护等影响，日本贸易增速放缓，占GDP比重持续下降。

过去十年，中国也面临着人民币升值的强大压力。近两年，我国外贸增速明显放缓。 2006年以来，我国进出口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

4、外汇储备规模比较大

长期的贸易顺差为日本积累了大量外汇资产。到1980年代末，日本官方外汇储备已达近10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由于国内市场饱和，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转变，设备投资减少，企业剩余资金增加，急需在国外寻找投资机会。

截至2014年3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高达约3.95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量的32%，居世界第一，并且远高于日本当年27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储备。当前，由于我国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低位震荡，进口增速相对平稳，进出口顺差持续居高不下，这也促成了我国的较快增长。外汇储备。巨额外汇资产如何保值增值，已成为我国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为实现外汇储备升值，应大力发展对外投资，提高外汇资产收益率。

5、中国的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远低于日本

中国对外投资的现状不仅与1980年代日本的上述四点相似，而且也有本质的不同，即两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 1980年代，日本已经是发达国家，外资水平和产业结构都比较高，特别是在汽车、微电子等一些领域与欧美国家相当，形成了丰田、索尼等全球知名企业。对于大企业来说，“日本制造”也成为了高品质的代名词，日本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条件也比较成熟。目前，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虽然劳动力成本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是相当的。过去不如日本，而且我国是追赶型经济体，资本输出也处于发展初期，企业缺乏海外发展经验，当年与日本差距较大.

三、日本对外投资战略对我国走出去的启示

1、把对外投资作为促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基本遵循日本学者小岛清的“相对优势论”。日本通过海外直接投资，将纺织、钢铁等在中国已失去或将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不仅使这些产业在海外重新获得竞争优势，也为中国的升级换代腾出资源。国内汽车、电子信息等行业。和发展空间。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际上已成为优化国内产业结构、促进国内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因此，扩大对外投资也可以成为促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化解产能过剩的重要选择。

2、将境外投资收益作为维护国际收支安全的有效保障

根据“国际收支发展阶段理论”，一个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逐渐从“不成熟的债权国”转变为“成熟的债权国”。转向投资收益的盈余。通过多年的海外投资，日本已连续23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净债权国，投资收益也成为日本经常项目顺差的主要来源，对日本的国际收支比对外贸易更重要。未来我国出口将继续增长，但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以及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和储蓄率下降，进口增速可能继续快于出口，贸易平衡可能会逆转。我国还需要通过增加海外投资来确保国际收支的安全。

3、绿地投资和跨境并购外商直接投资不容忽视

绿地投资（新建企业）和跨境并购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两种主要形式。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绿地投资。虽然这有助于减少东道国产业保护政策的约束，更大程度上保持企业技术和管理优势，但由于新企业周期长，不仅影响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回报率投资也不利于日本​​企业获得海外资源、品牌和技术。鼓励跨境并购，有利于企业利用境外资源补短板，实现产业链和价值链升级。当前，中国企业正处于向全球产业链高端延伸的关键阶段。应借鉴日本经验，因地制宜采取两种不同形式的外商直接投资：绿地投资或跨境并购。

4、“走出去”过程中，要防止国内产业“空心化”

在日本产业转移过程中，产业“空心化”问题成为日本经济自1990年代以来长期低迷的重要结构性原因。因此，加大对外投资，不仅将把国内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不符合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目标的产业转移出去，为国内产业转型腾出空间，而且要把握好规模、水平和产业转移水平。结构上，特别是制造业，应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自动化和信息化改造等，力求实现国内本地升级或区域间转移。同时，还要注重“引进来”。 ” 的高端产业，避免产业“空心化”。改变”。

5、扩大以资源为基础的外国直接投资将有助于确保我国的资源安全

日本作为资源匮乏的岛国，在选择海外投资行业时注重矿产和能源开采的投资，让企业获得海外资源的长期开发权，保​​证国内资源供应的稳定我国资源总量虽然丰富，但人均水平偏低。近年来，随着消费需求的增长，我国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仅进口就容易受到世界市场供需变化、汇率波动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供应和价格都无法保证。扩大对资源开采行业的境外投资，不仅有利于缓解我国能源资源供需矛盾，也有利于维护我国能源资源安全。

四、中国加快对外投资战略的政策建议

1、完善支持我国对外投资的法律和财政制度

目前，我国规范境外投资的法规主要是《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等部委不力，存在商务部、国家外事总局、外管局三管齐下的问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加快制定《境外投资管理法》，作为规范和管理境外投资的基本法，设立统一的管理机构，从事境外投资的行政管理工作。同时，在关税、所得税、增值税等方面给予外商投资企业优惠，借鉴日本经验，采取综合限额抵免等税收支持措施，排除境外投资损失，税收减免信贷，建立境外投资损失准备金制度。

2、以“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建设为契机，促进产能和资本输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处于工业化初期，与我国经济在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为此，要充分发挥沿线国家比较优势，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和产能输出，鼓励部分资源消耗高、能耗高、生产成本高的产业向外转移。同时，要充分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作用，采用公私合作模式（PPP）和创新融资方式，促进资本与产业相结合，国有与民营相辅相成。资本国际5大货币，扩大我国对外投资能力，提高投资收益。

3、积极参与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

我国应加强多边、双边和区域贸易投资合作，积极推动和提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特别是深化与东盟、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的贸易投资合作；贸易区谈判进程，“中国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借助贸易自由化推动投资自由化。同时，要以推动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为契机，积极参与国际投资规则制定，维护我国对外投资利益；此外，要进一步鼓励上海、天津等自贸区开展对外投资试点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4、加强外商投资风险防范和应对

要加强对全球热点地区安全、政治、经济形势的跟踪分析，及时预警投资风险。同时，要多层次实施投资自由化政策，改善外商投资环境；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实施境外投资保险制度，为企业境外投资提供投资保障，降低企业投资的非经营性风险。此外，要正确引导企业境外投资方向，避免企业盲目投资国际5大货币，促进企业增强境外投资风险意识，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从而提高国际竞争力。

5、加强对海外投资的融资、技术和智力支持

设立专门的境外投资促进机构，统一管理境外投资资金的使用和分配，为符合条件的企业境外投资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和融资担保。完善境外投资商业金融支持体系，鼓励境外投资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和外汇债券筹集资金。同时，培育我国涉外咨询服务机构，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开展对外投资战略和投资模式研究，加强与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学研合作，促进为实施我国“走出去”战略提供智力和技术支持。

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国际收支将按照“未成熟债务国”、“成熟债务国”、“偿债国”、“未成熟债权国”、“成熟债权国”的顺序出现。 “债权人的权利”。崩溃状态的 6 个历史阶段。

指居住国政府部分，其居民已在国外获得减免税，视为已缴纳，不再按规定税率征收相同的税收抵免待遇根据居住国的税法。税收减免是与抵免方式相配合的一种特殊方式，是税收抵免内容的补充；是在信贷法规定的基础上，为实施某种经济政策而采取的优惠措施。